井岡山市茨坪干部教育培訓學院

井岡山史料

為什么上千位開國將軍中只有一位是井岡山籍?

作者: https://mp.weixin.qq.com/s/46bc676jECwJMaWqwhMHWw發表時間:2019-04-08 11:47:12瀏覽量:248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授軍銜時有一千多位身經百戰的老戰士被授銜將軍,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土地革命時期參加紅軍的農民。如果留意一下將軍們的籍貫,人們不難發現,他們大都集中于最早掀起土地革命和創建紅...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授軍銜時有一千多位身經百戰的老戰士被授銜將軍,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土地革命時期參加紅軍的農民。如果留意一下將軍們的籍貫,人們不難發現,他們大都集中于最早掀起土地革命和創建紅軍的江西、湖南、湖北,其中又大多集中于幾個“將軍縣”。像紅安、金寨、興國、平江等縣,恰恰又是當年參加紅軍人數最多的縣份,也是登記烈士人數最多的縣份。例如湖北的紅安縣出了61位將軍,全縣卻也有14萬人犧牲;江西的興國縣出了54位將軍,當年全縣也有數萬人犧牲。

    井岡山是中國共產黨人創建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據統計,從1955年到1965年,在全國被授予將帥軍銜的解放軍高級將領中,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有56人,約占總人數的3%。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開國將帥中,有元帥5名、大將3名、上將15名、中將21名、少將12名。

井岡山斗爭時期大約犧牲了4.8萬名烈士,井岡山人民為中國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我們卻看到另一組數據,源于吉安市地方志辦公室于2004年編并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吉安人物》一書。吉安地區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心,吉安人民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曾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不可磨滅的貢獻。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有50006人,可是在所轄14個縣市中,犧牲最少的卻是井岡山籍的,計355人,占總人數的6%;即使在整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也只犧牲319人,在相關根據地中,也是數目最少的。

而且從開國將軍們的籍貫中,我們還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首批一千多名開國將軍中,井岡山籍的只有一位。他就是生前擔任過廣州軍區原顧問的賴春風少將,系原寧岡縣古城鎮沃壤村人。直到2000年5月,原井岡山市與原寧岡縣合并組建新井岡山市,這才勉強擠進一位井岡山籍的將軍。那么,人們不禁要問,既然是毛澤東最早建立農村根據地、最早實行土地革命的地方,為什么井岡山籍的將軍如此之稀少呢?


首先與這個地方的地理位置有關。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位于湖南、江西兩省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境內重巒疊嶂、連綿不斷。這里不僅地勢險要,而且有著豐富的礦產。在連綿的群山中,分布著許多丘陵、半丘陵、盆地,土地肥沃,盛產糧油。優越的地理條件和豐富的物產,使得馬自達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中談到:“整個的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于我們的軍事割據。”同時,也指出這里“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可見,這里優越地勢和物產豐富背后的是地處偏隅、交通閉塞、人煙稀少,農業經濟相對落后。

在當時毛委員的心中,更看重的是井岡山這個地方,是國民黨統治薄弱地區的農村的廣闊回旋空間。因此,這種先天的自然條件很難產生大量的本地兵源,也很難出現許多接受過較好軍事教育和文化教育的高級將領。在毛委員上井岡山前,袁王的部隊中,領導人袁文才是永新縣禾川中學的肄業生。算是一個文化人,王佐是一個文盲,手下也大多不識字。


第二個原因,與當時的《井岡山土地法》有一些關系。

    1956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毛主席回顧自己探索和學習戰爭的過程,就提到這個問題:“我在井岡山搞地那個土地法很蹩腳,不是一個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黨的土地路線在不斷地進行完善。根據湘贛邊界從1927年冬至1928年冬一年來土地斗爭的實際情況,根據中共中央第37號通告《關于沒收土地和建立蘇維埃》以及中央六月來信中關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精神,經過兩個多月的醞釀、討論和修改,毛委員于1928年12月在井岡山主持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該法是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的第一部比較完整的土地法。1941年在延安出版的毛委員《農村調查》一書正式刊印該法。該法全文共9條,共約1500字。包括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如何分配及分配數量、征收土地稅、紅軍人員土地的耕種辦法等內容。由于此前幾乎無經驗可鑒,后來毛澤東在重新發表本法時,加按語作了說明:該土地法有幾個錯誤:(1)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土地;(2)土地所有權屬政府而不是屬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3)禁止土地買賣。

嚴格地講,《井岡山土地法》受到了蘇俄革命時實行“土地國有”制的影響,沒收地主的田地后歸公,屬于蘇維埃政府所有,只交給農民耕種,不是分給他們當成私有財產,也不許買賣。因此,井岡山當地農民參軍參戰的積極性并不太高。紅四軍中出身井岡山籍的人不多,部分原因正在于此。

朱毛紅軍主力下山后,到了江西省興國縣,在這里重新制定了一部土地法,從而解決了進行土地革命戰爭、擴大紅軍的根本問題。《興國土地法》與《井岡山土地法》相比,有嚴格最根本的變化,就是不在沒收一切土地,只沒收地主的田地,而且分給農民。這等于是承認農民的土地私有,這才算真正意義的“打土豪、分田地”。農民得到了真正屬于自己的而不是屬于公家的土地,參軍、參戰、保家保田的積極性就馬上就調動起來了。如長岡鄉,青壯年男性80%都參了軍,興國縣也因此被毛表揚為創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蘇區模范縣。在紅一方面軍開始長征時,8萬紅軍中有2.7萬是興國縣人,約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一,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陜北的只有2000人,等于長征每走一里路就倒下一名興國籍戰士。興國也因此成為全國最著名的將軍縣之一。


最后一個原因,筆者認為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袁文才、王佐被錯殺,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負面后果。

    1930年2月23日,袁王二人在江西省永新縣城北誣陷殺害。袁文才曾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32團團長,還被先后選為湘贛邊界工農政府主席、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委員、紅四軍軍委委員、紅四軍參謀長、中共寧岡縣委常務委員等職。王佐曾任紅四軍32團副團長兼第二營營長、紅四軍軍委委員,并當選為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委員、湘贛邊界防務委員會主任、湘贛邊界紅軍獨立第1團團長、紅五軍第5縱隊司令等職。這兩位英雄都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重要創始人,在當年的朱毛紅軍和湘贛邊界地方政府中都擔任過非常重要的職務。

湘贛邊界特委這次精心設計的“軍事陰謀”,成功地殺害了“袁文才、王佐及其排長以上干部40余人,至于部下有1/3的人編入了紅五軍,其余的人則遣送回家”。特別指出的是,當晚在永新城遇害的有1927年9月作為袁文才的代表到三灣的陳幕平和王佐的結拜兄弟刁輝林,1927年6月進攻永新城的敢死隊隊長、后任32團特務連連長周桂春,以及32團軍需處長、智囊李筱甫等骨干分子20多人,死者中不少人都是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有過突出貢獻之人。

此處,可見袁王部下的命運主要有三種:一是對當時的重要骨干和親信,當即進行了剿殺;二是將部分普通戰士編入了紅五軍;三是不愿受編的戰士,被遣送回鄉,著名的張國華中將,于1929年3月參加紅軍,當時就在王佐領導的紅四軍32團4連當戰士、司號員,時年13歲。當晚他也在永新,之后被編入了紅五軍,不過,張國華是江西永新縣人,這又與井岡山籍插肩而過。上文提到的賴春鳳,當時年僅17歲,也被編入紅五軍,幸運地成為袁王部隊僅存的一位井岡山籍的將軍。

其實,袁王部下的命運還有第四種。袁文才、王佐等人被錯殺,整個32團被解體,在各個方面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反映最為強烈、情緒最為憤慨的當屬袁王舊部和客籍民眾。他們想不通:邊界特委為何要把袁文才和王佐當作反革命殺掉?忠于革命的袁王為何會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一種好心不得好報、跟著共產黨走沒有好結果、共產黨過河拆橋的悲哀抵觸情緒,在部分人心里滋長,那種過去曾經平息下去的仇視心理又瞬間迸發出來。

    井岡山人民一段時間都被蒙蔽了,不再相信紅軍了,此后也沒有什么人參加過共產黨的隊伍。袁文才的部屬謝角銘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龍,他們因故留下來沒有去永新,而成僥幸不死的袁王舊部最高首領。他們一度進退兩難,因為當地黨組織要沒收王佐財產和追殺這些幸存的親信。袁王舊部曾寫信向彭德懷和中共贛西南特委申冤,不過石沉大海,沒有產生任何作用,這才導致了后來的逆變,從正面走向了反面,本來還很革命的他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率部反水。可見,錯殺袁、王侯,共產黨在井岡山失去了群眾基礎,失去了兵民勝利之源。

曾擔任過當年繼續“搜索”袁王舊部行蹤的紅五軍第3縱隊第4大隊大隊長的李聚奎上將回憶到,不僅幾天的偵查結果一無所獲,而且親眼看到當地群眾對這個行動很反感,而對袁王的部隊倍加愛護。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也指出,蕭克那么會打仗的人,1932年帶兵來井岡山都沒有打下來。說明什么問題?袁王被錯殺,幫助了敵人,國民黨反動派做不到的事情,特委幫他們做了。

作為這個革命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淪入敵首達19年之久,直到1949年9月才由前身為朱毛紅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野戰軍第18軍的部隊收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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